我们家三代单传,所以,当我出生的时候,可以想象出来,爷爷是何等的高兴。
在我的记忆中,爷爷是一个传统的农民形象,中等个头,穿着黑布鞋,黑裤子,腰上缠着的是那种长长的布腰带。每天看他一丝不苟的缠腰带,我都很纳闷,为什么不用现在时兴的腰带呢?
缠好了腰带,爷爷会把他的宠物,一只鹌鹑,放进鹌鹑笼子里,再系在腰上。
说起了鹌鹑,现在即使在农村,也不大常见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几乎每个农村的老人,都会养上一只,没事就拿在手里把玩。有时候,爷爷也会让我在家里玩鹌鹑,不过,要先关好门窗。
村里的鹌鹑玩家有很多,我见过他们聚在一起斗鹌鹑,就是把两只鹌鹑,放在一个圆簸箕里,挑动它们红了眼,自相残杀。当然,这个也要先关好门窗。
如果鹌鹑斗败了,爷爷会很生气,按照农村惯用的方式,回家后就把鹌鹑摔死,拿火燎了,然后给我吃……看到朝夕相处的小伙伴,突然变成了烤肉,我真的很难过,真的不想吃它的肉。但是架不住爷爷拿鹌鹑肉,在眼前诱惑,扭扭捏捏的吃了一口,唉,真香!
要知道,那个时候,平常是吃不到肉的,除非家里来了客人,才会杀上一只鸡。客人一见,还要客气客气一下,立刻去阻止,说杀什么鸡啊,随便做点饭就行了,其实,说不准心里也是很想吃辣子鸡。顺便说一句,我们当地的辣子鸡,做的比重庆辣子鸡好吃多了,所以,后来在北京下馆子,一见到重庆辣子鸡,我就不禁摇头。
等我上了学,秋天的时候,每天早上路过一片棉花地,会听见鹌鹑叫,停下脚步来细看,发现地头张着网,立刻明白:那是村里的老人躲在棉花地里学着鹌鹑叫,准备逮鹌鹑呢。于是,和我有相同经历的小伙伴们,就开始捣乱,大喊大叫,把鹌鹑给吓跑了。气得老人跳脚大骂:谁谁谁的孙子,你皮痒痒了是不?
再说爷爷。他穿的上衣,一般是黑色的,或者灰蓝色的,寻常的那种农民褂子,扣子却是布条做的,不是买来的塑料纽扣。
头上戴着褪了色的蓝帽子,里面垫着一圈报纸,等到报纸被头油腻透了,再换上新报纸。而报纸,是生产队看过不要,分给大家拿回去做鞋样子的。
坦白的说,我现在无法细致描写爷爷的脸了,只记得他是圆脸,留着短须,毕竟距离他去世,时间也过了快30年了。
我见过爷爷的身份证,上面的头像,和他本人不太像。那个年代的身份证,字都是手写的,头像简直就是拿手画的,而且画技不怎么的,仔细辨认的话,也许能够看出一两分像。
幸运的是,我到今天还记得爷爷的性格,他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爱说笑,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有笑声。在这一点上,爸爸和我就差多了,我们都很内向,沉闷。
每天吃完了早饭,地里没什么活的话,爷爷就会带着我去放羊,养也不多,差不多10多头。
放羊的路线,就是沿着沟渠边的草地,让羊边走边吃。等到沟渠的草吃得差不多了,就去北河堰和东河堰,那里的地方更大,草更多。
爷爷的工作,就是左手拿着他的宠物鹌鹑,右手拿着鞭子,站在在一旁看着,不让羊群吃地里的庄稼。而我,则在草地上逮蚂蚱玩,也拿蚂蚱去喂鹌鹑。
我们那里的蚂蚱,有土色的,也有草青色的,个头都不大,偶尔才会遇到像一个小拇指那么大的,那要看运气。其实,蚂蚱也没什么好玩的,就是抓住它的两条后腿,看它一挣扎,一挣扎的……现在想来,还真残忍。后来,等我到了北京,看到饭店有烤蚂蚱串,我差点把眼睛瞪掉了:这玩意能吃吗?
我们沿着河堰,赶着羊一直往南走,走到我们村子的东南方向,那里有一块五六亩大的凹地,是一片荒地,里面长满了杂树。
据村里老人说,淮海战役那会,解放军就住在我们村,兵太多了,就都睡在干涸的池塘里。战斗打响后,村里好多人都去帮着抬伤员。等到战斗结束,死掉了太多的人,不管是国军,还是共军,都埋在了这里。所以,我们管这片凹地,叫做乱葬岗。
从这里往南走不远,就是我大姑的村子,再往南,百米外的一条小路边,一棵桐树下,有一个小坟头。我路过的时候很惊讶,问表哥:这是谁家的坟,怎么埋在路边?
表哥说:这是一个解放军的坟,不知道他叫什么,打仗死了,村里人把他埋在了这里。
唉,多少好男儿,为了新中国,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战斗,最终牺牲在异乡,成为一抔黄土……然而,他们的父母兄弟,也许一直在等着他们回家!真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当年幼小的我,并没有这么多感慨,只是当成故事,听听也就过去了。我还记得,我们村子东头,有一家老人,我和小伙伴割草回来,都会在他家喝水。特别的是,他家的水瓢,是用国民党军的头盔做的,头盔上还有一个弹孔,我们每次拿头盔喝水,都要用手指头堵住那个弹孔,显得十分滑稽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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