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年，当刘秀开始进行国内统一战争时，北方匈奴的势力有所发展。建武2年（公元26年），渔阳太守反叛刘秀，曾结交匈奴为援。割据三水（今宁夏境内）的卢芳，在匈奴的支援下，占据北边诸郡，同匈奴一起经常向南寇扰。刘秀也曾遣使与匈奴修好，但是没有取得结果，以后又派吴汉率军抗击，也经岁无功而返。统一战争结束后，卢芳于建武14年逃入匈奴。
匈奴顽固的与东汉为敌，按一般帝王的做法，即一旦腾出手来，必兴大兵以问罪，可刘秀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尽量地避免边境上的军事冲突。为此，他曾罢省定襄郡（治山西右玉南），徙其于西河（治今山西离石），徙雁门（治今山西朔州东南），代（治今山西大同市之阳高县），上谷（治今河北怀来县东南）等郡吏民六万余口于居庸、常山以东。这样，匈奴左部就得以转居塞内。
建武20年(公元44年)，匈奴一度进至天水、扶风、上党。次年，又侵犯上谷、中山。正在这时，匈奴却遭到连年的旱蝗，“赤地数千里，人畜死耗大半”。东面的乌桓乘机进击，迫使匈奴北徙。接着匈奴贵族中又发生了争夺统治权的内讧。此时，东汉政府，本可以大举进攻以求全胜，可是刘秀却放弃了这个机会，其出发点是与民休息，息事安边。
建武27年(公元51年)，当时任左中郎将的臧宫与杨虚侯马武联合上书，谏请兵伐（北）匈奴时，刘秀则认为，如今国家刚刚安定，百姓尚未喘过气来，不能够兴师远征，应该实行逸政。他说：“苟非其时，不如息人”“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由此证明，刘秀十分注重德政的推广，并把“与民休息”作为实施“德政”的一个重要举措。
晚年的刘秀，依然十分注重爱惜民力和国家财力。建武26年，光武帝开始兴建寿陵，将作大匠窦融上奏禀报计划的园陵面积宽阔，不要计虑花费。刘秀批示曰：“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这即是说，现今所建墓地不要超过二、三顷，不要堆土起陵，陂池只要能流水就可以了。这与秦始皇不顾群众死活，大兴土木兴建皇陵，不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吗？
因此上行下效，在他的倡导下一些地方官也学着“省爱民役”。如南阳太守杜诗、武都太守孔奋等皆如此。
刘秀的“人为贵”思想及其治国实践，昭示后人：要想使社会稳定，必须首先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量地使之趋向和谐。而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关键，在于养民，养民的重点在于安抚弱势群体。
刘秀是一个成功的改革家，对“人为贵”思想的践行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功德观，为今人乃至后人提供了一个正确处理个人政绩与为民谋利关系的历史镜鉴。国家所进行的一切改革，须着眼于“人”真正地为“人”为“民”，而改革发展的成果，应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
五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以柔道治天下”是刘秀治理国家的基本策略，史有明文。
刘秀建国后，有一次与家人欢宴，宗室诸亲异常高兴，酣饮之中，大家说道：“文叔（刘秀，字文叔）少时谨信，与众人不款曲，惟以柔直处世待人，故能践九五之尊。”光武帝听后，大笑着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见《后汉书？光武帝纪下》）。以柔道夺取天下，以柔道治理天下，这可以说是光武帝一生政治的基本特点，也是他帝王之道的突出之处。
从刘秀的政治实践看，他处理各项事务的方式，多数时间里是较为平和的。比如，建武10年前后，大司农江冯上言宜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司空掾陈元从经史中寻找理论根据，主张“宜修文武之圣典，袭祖宗之遗德，劳心下士，屈节侍贤，诚不宜使有司察公卿之名”（见《后汉书》卷三六《陈元传》）。刘秀“从之，宣下其议”。
建武14年，太中大夫梁统认为“宪律轻薄，故奸轨不胜，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诏下公卿，光禄卿杜林奏称：“夫人情挫辱，则义节之风损；法防繁多，则苟免之行兴。”（见《后汉书》卷二七《杜林传》）他主张法**疏。刘秀权衡利弊，听从了杜林的建议。这也反映出他是善于以柔道治国的。
然而，刘秀治国安邦并非仅用柔道，有时也采用严猛的手段。实行“度田”时，他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一下就杀了河南尹张伋等守、相十余人，并对功大罪轻的南郡太守刘隆等人予以严厉处罚。执行阿附蕃王法时，王侯宾客坐死者竟达数千人。这就不仅不能说是柔道，而简直可说是过于严苛了。严苛的行为，并非仅此几例。当地方上发生反抗朝廷的暴动时，他马上采用的总是武力手段。
事实说明，刘秀治理天下之道，是有柔有刚，有宽有猛的，上升到政治哲学的高度，他奉行的是文武交用、刚柔相济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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