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还没有到圣诞节，但天时有点反常，好像春天真要到来的样子。窦绿苔那支春之歌的歌词和旋律一直还在我耳边余音缭绕，同时我整夜都听见南风不住地吹，融化了的薄雪从屋顶上往下滴答着雪水，次日清晨温暖得有点反常的阳光笼罩着干巴的田野，各条小河却涨了水，汩汩地流去，发出潺潺的声音。只是花儿，什么雏菊呀、雪花莲哪，都还没有。但我耳边还不断地回荡着这几句歌词的余音：“眼看就是五月天气，此时此地如不开花，你就会永无生机！”
直到昨天我还相信，我心中这种秘而不宣的相思，是远远高出我有生以来对于爱情的一切想法和感受的，如今我才体会到，对于自己在这个像春天而又不是春天的夜里所发生的变化，昨天头脑里连点影子也没有。
人类特有的那一种感情开始以其全部独特的力量在我心中激动起来；我加倍深切地感到人生的美好和易于消逝，同时又觉得，世上一切幸福完全在这一双美丽的眼睛。一方面出于对她的感激，我单是因为她存在就爱她、尊敬她，同时却又纯粹由于自卑和畏惧，连想都不敢想冒昧接近她；但是自卑和畏惧如果二十次之多地和种种不明确的希望、种种对于幸福和快乐的想象互相交替，而不是导致下定决心，明智地从这里逃出去的话，那么，自卑和畏惧就又是虚伪的了。
现在再也不能安心，再也不能工作了；因为我刚要动手去做什么工作时，我的眼睛就迷离恍惚地望着远方，我的一切思想都跟随着我所爱的人的形象飞去，这一形象到处在我身边浮现，一刻也不离开，同时它却像是用铁铸造的一样，沉甸甸地摆在我的心里，美得很，但又是无情地严峻和沉重。我觉得这铁一般的压力是一种从来没有经受过的、非常残酷的压力，只有在窦琴的面前我才感觉不到这种压力。我一不见她或者听不到她的声音，这种压力就重新出现，我既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肉体上的，又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都同样恰当。这种痛苦的情况并没有因为我内心惭愧地意识到自己有刚被打发走的彼得·吉尔古斯这样一个滑稽可笑的同类人而丝毫有所减轻；肉体上的或者精神上的痛苦，如果有别人和自己同病相怜，就比较容易忍受，这种说法我根本没有看重。尽管吉尔古斯本性和我不一样，但我们在这一点上却完全相同：我们俩都是以可怜的避难者的身份来到伯爵家的，结果都爱上他的女儿了。
这提早来到的春天持续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小树林里瑞香花已经开花，所以我在圣诞节前夜就能把几枝红色的芬芳的花放在礼品桌子上，因为我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送。况且礼品只送给雇员和用人，也没有什么别的庆祝活动，因为伯爵说，在宗教节日只讲欢乐，而不讲苦行和礼拜，是不适当的。等到桌子上的礼品都拿空了，下人们都走了，我的花束还放在那里。窦绿苔把它拿在手里，说：“这美丽的瑞香花到底是送给谁的呀？一定是送给我的，我看出了这花的意思就是这样！”
“您如果不嫌季节太反常的话，”我说道，“那就请您怜惜这个来得过早的春之使者吧！”
“哎，我哪儿能那样呢！好东西只要来了，就要接受嘛。谢谢您！我们立刻把这几枝花儿插在瓶子里吧，让整个房子里满都是花香！”
窦绿苔不但这天晚上，而且整个节日期间都兴高采烈，心情极其愉快，特别是元旦那天，那是我来到这儿以后，第一次有比较多的客人前来参加宴会。不但助理神甫来了，而且神甫、医生、一位地方行政长官和几位贵族也来了，这几位贵族都是伯爵青年时代的伙伴，伯爵虽然信奉被严禁传播的学说，但他们仍然对他很有感情。甚至还有几位性情活泼的中年贵妇人也坐着马车来了，她们立刻散布一种良好的、自由的或者自由的、良好的情调，在某些时代，常常只有那些看到过以往的日子而不再为自己怀有任何恐惧或希望的老妇人才掌握这种权力。没有人说任何不堪入耳的话，但是任何人怀着好意和喜悦的心情所要说的，也没有人憋在心里不说。人人都有说话的机会，但谁都不滥用这种机会，因为，在人们都想说比较得体的、因而显然也比较新奇的话的情况下，大家所说的就已经都是一类的话了。甚至连助理神甫使用他的讲话的技术时，也有礼有节，神甫是个正统派的天主教徒，但并不顽固，开头儿他就在自己这样一个平易近人的人的周围，宽宏大量地划定了一道表示最大的容忍限度的界线，使得任何人都不超越过这道边防线的念头，甚至连明显地接近这道防线都不去一试。
尽管这里存在着这种欢乐的气氛，但我既不愿意因为自己在座而引人注目，也不愿意人家因为我在座而感到不便，所以我就抓住机会，突然退席了。退席后一时心情稍微宁静下来了，我就走进那座古老的家庭礼拜堂，在那里稍微忙活着鼓捣我那两幅摆在那儿已经晾得半干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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